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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养分

          作者: 来源: 时间:2022/09/22 08:22

          □ 陈旭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积累的经济智慧与理性思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经济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相连接,这有助于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性、民族性和现实性。

          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其诞生都是建立在对已有传统经济思想、经济学说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学说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理论原理和经济思想历史研究的结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辟一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视角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经济学说进行了回顾和评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整理。但从当前国内高校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布局来看,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体现得不够。经济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尚属于薄弱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从教材建设来看,我们也缺乏贯通古今的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权威教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古代中国经济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发展而来,具有丰富的内涵。但中国古代并无专业的经济学家,许多有价值的经济观点通常混杂在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等论述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传承、发展进行过程描述、线索勾勒和价值判断。这个描述、勾勒和判断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思想“提炼”的过程,从中提炼出的思想、学说、理论、观点,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等,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丰富滋养。

          历史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对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法国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早在1909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一书中就公开承认了此点。经济学家谈敏在1992年出版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中,系统论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均有渊源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显著痕迹。此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常平仓”概念,也曾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农业立法产生过直接影响。我们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提炼、总结和提升,从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养分和实践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髓。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重要思想养分。

          其一,中国人对“创新”的认知源远流长,早在西周《周易·杂卦》中就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论述。“创新”一词则最早可见于南北朝的《魏书·列传第五十》,其文写道“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创新”在这里主要指制度的改革、体制的革新。创新发展理念在当下中国的落地,不仅需要制度创新驱动,也需要科技创新驱动。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挖掘,培根、马克思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于世界近代历史进程影响的论述,都彰显了中国古代有足资镜鉴的丰富科技创新智慧和遗产。

          其二,与协调发展理念相对应,中庸与和谐在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中被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礼记·中庸》就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董仲舒将“中”与“和”作为调节社会运行的基本尺度,摆在治国理政方略的重要位置,指出“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中国古代治理国家同时也讲究系统思维、全局观念。

          其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基本内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应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尧舜时期我国就已设置了最早的生态保护职位——“虞”与“衡”。夏朝也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的古训,比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到了西周时期又分设“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官职,分别承担保护山、沼泽、江河、森林的职责。这些绿色发展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经历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当代中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其四,中华民族自古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在不同历史时期陆续开展了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造就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形成了“梯航万国海相通”的宋元格局。尤其是进入宋元时期,围绕海上对外贸易建立了一整套相互配套的管理机构,形成了一系列细致严密的制度设计,蕴含着开放发展的朴素理念。中国当前对外开放已经进入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和制度型开放都可以从古代开放封闭的历史兴衰中找到启迪。

          其五,从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到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先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就已形成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元素,这与共享发展的理念相通。《管子》一书集中吸收了先秦诸子各家治国理政思想,在《治国》《五辅》诸篇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贫富无度则失”等观点,并给出了“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诸多富民措施。尽管诸多思想未能转化为实践,但先贤对共同富裕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仍具进步意义,对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地位与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转载自9月2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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